RB88 - 瞿秋白的困惑与失望:历史的复杂解读
熟知历史的朋友们都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时期中,对于瞿秋白的评价曾经历了多次起伏变化。在1950年代,他因其英勇牺牲而被高度赞扬,而到了1970年代却被指责为“叛徒”。这场情感的反转,根源于他所撰写的《多余的话》。
1935年,瞿秋白在长汀监狱中完成了《多余的话》。国民党中统立刻在《社会新闻》上摘录部分内容,声称这是“共党领袖的悔悟”。就在两个月后,瞿秋白慷慨赴死,流言四起,传言他在临终前对革命和自我表达了失望。然而,鲁迅先生却通过朋友表示对此持怀疑态度,认为这是国民党篡改或伪造的结果。尽管国民党的一些将领如宋希濂坚称这是原稿,但双方的争论依然未能平息。
1937年,《逸经》期刊刊发了瞿秋白的《多余的话》,这一文史半月刊被认为有左派倾向,其前期曾先行发布了“幽谷”的《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揭露了红军长征的真实历程。如今,这家媒体发布了《多余的话》,使得公众开始质疑瞿秋白的确切写作。对于这一点,中国共产党予以坚决否认,认为这是一场针对革命烈士的谣言与污蔑。 RB88
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口径未曾改变,始终坚持瞿秋白没有撰写《多余的话》。1950年,老师为《瞿秋白文集》题词,称赞其烈士气节:“在革命艰难的岁月里,瞿秋白始终坚持英雄的立场,宁愿走向刽子手的屠刀,也不愿屈服。”1955年,瞿秋白的遗体从长汀移葬至北京的八宝山,伍豪亲自主持葬礼,并为其树碑,老师也称颂要学习瞿秋白的伟大人格。
然而,历史的转折却在不经意间悄然而至。瞿秋白安葬后,香港有人士通过渠道透露拥有《多余的话》的原稿,并希望以高价出售给大陆。出乎意料的是,我方对此毫不在意,但数年后,香港自联社出版的《瞿秋白传》中,不仅附上了《多余的话》的全文,而且还附有手稿的照片。该书迅速传至高层,经后来的解密档案证实,确实是瞿秋白的亲笔。
1960年代中后期,政治气候发生剧变。戚本禹以《李秀成自述》为例,愤怒批评“晚节不忠”,《多余的话》也因此被牵连,意味着对瞿秋白的评价愈加严苛。1971年,老师在巡视发言中严厉指出:“瞿秋白……写了《多余的话》,是自首叛变!”1972年,中央的专案材料沿用这一评价,将瞿秋白的身份严重转变为“叛徒”。 RB88
改革开放后,历史问题被重新审视,瞿秋白的评价引发了广泛讨论。1980年10月,中央办公厅转发了中纪委关于瞿秋白被捕就义情况的调查报告,正式为其恢复名誉。这份调查自1979年起展开,报告明确指出《多余的话》没有出卖党和同志,没有攻击马克思主义与共产主义,也未向敌人乞求不死,绝非叛变的自述。报告还确认,瞿秋白在被捕后坚持党的立场,保持了革命情感,确实是一位值得敬仰的革命烈士。
那么,为什么对于同一个人,其历史评价如此翻覆?原因在于《多余的话》并非简单的随笔,而是一个身处囚牢、重病缠身、意识到死亡即将来临的知识分子,对自己一生所作所为进行的“灵魂剖析”。文中充满了自我怀疑和批评,反映了他对于自己作为领袖的能力的深刻否定。说到底,他的坦诚与脆弱在革命的语境中显得格外突兀,甚至被视为“不合时宜”。
瞿秋白称这篇文章为“多余的话”,正是因为他深知在那种动荡的环境中,这些表白是“多余”的,甚至可能被敌人利用。但他最终决定书写,这既是他作为文人的真诚流露,也暴露了他作为政治人物的天真。在革命正处于低谷、士气愈发脆弱的时刻,这类自我批判极易被敌人利用,客观上可能会削弱了团队的团结。 RB88
鲁迅对文章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可能并不仅基于政治考虑,也源于他对瞿秋白人格的深厚信任。他不愿相信这位挚友会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留下如此可能被敌方利用的文句。然而,无论如何,瞿秋白确实写下了这篇文章。在残酷的斗争环境中,某种程度上的“真诚”可能会被视为一种政治失职。
老师对瞿秋白的失望,源自于严酷的革命逻辑:在敌我对抗的生死存亡之际,任何“多余的话”都可能化作敌人攻击的武器。老师在革命中已牺牲了六位亲人,他长期生活在围剿和背叛的阴影之下,对“革命者的软弱”几乎没有容忍的余地。在他看来,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更应是囚禁中所应有的文字:充满乐观、坚定和信仰。而《多余的话》的自我剖析,在党内的革命逻辑下被视为软弱,对那些为革命献身者的辜负与背叛。在革命并不是一场轻松盛筵的逻辑框架中,过多的自我反思显然并不被允许。
但这一切评价的形成,主要还是以革命斗争的政治判断为依据,并非完全否定老师对瞿秋白个人品质的全面看法。通过《多余的话》,我们得以窥见一个真实、鲜活的瞿秋白,他不仅是一个崇高的革命者,也是一位在痛苦中深思的智者。 RB88